— 【巴黎】,2020年11月19日,法广
继美中【冲突】(很多人称“贸易战”,实际远超出这领域)后,中国经济受到很大挫折;外加【冠型病毒】的冲击及“恐慌”时不理智的封城决定,使得中国经济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同时,近日美国大选后,各种舞弊使“法律战”成为持久战,无论哪位美国总统,都将面临“穷富分裂更为剧烈”的美国
2013年【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法国学者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020年抛出“续集” 【资本与意识形态】,此书讨论研究了“共产/社会主义幌子下更极端的资本主义”,包括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很自然,中方要求作者“删去/修改中国部分”,如预料,法国小哥【拒绝了】
回顾天朝,不少人简单地将近日大陆不同“富豪”的遭遇解读为【割韭菜】
实际当年老邓的“改革开放”,着重搞经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改革开放”给世人一【当今世界上最邪恶的资本主义】样板,这种代价是为了“弥补”中国社会“工业革命基础”薄弱及资本缺乏,没有财富谈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合理分配 ?
在这“乱局”中,中国出现了各种 X冰“女明星”,什么中国“女巴菲特”式的白手套,“黄页级”的科技公司在温家宝时期得到【庞氏】膨胀 : 蚂蚁金服 从阿里巴巴集团“套出”,雅虎软银被骗,靠的是一个“政府文件”; “花呗、借呗” 的执照是由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慷慨送给”马云的; 而 “花呗、借呗”【跨境】(地方执照全国操作)提供服务不受监管任其“膨胀” …
这些中国“新资本家”没有创造财富,而是将亿万人民的血汗钱“套为”己有。很简单,它们的成功模式,在中国墙外没有成功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天朝特别害怕 皮凯蒂 通过他的“资本与意识形态”捅破最后一层“遮羞纸” ?
今天向各位介绍有关信息:上面是对【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介绍,下面是法广对【资本与意识形态】的报道
这里是墙外媒体的报道。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同意或反对
皮凯蒂:贫富悬殊三十年内超欧赶美无疑是北京的失败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是在中国拥有一定知名度的法国学者, 2013年皮凯蒂撰写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曾经被翻译成 40种文字,在全球的销售量超过 250万本,创下了学术类书籍的新纪录。上周皮凯蒂推出又一本巨作《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et Idéologie ),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续作。如果说前者在中国的销售量曾经占全球首位的话,后者是否会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还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因为书中有多个内容涉及中国,涉及香港,而且,作者观点尖锐,立场鲜明,在翔实的数据与客观理性的分析的面前,皮凯蒂的论据似乎无可辩驳。根据瑟耶(Seuil)出版社透露,该书的翻译版权已经出售给台湾出版商,台湾版的中文译本计划于2021年问世,而到目前为止,尚不知中国大陆是否有翻译此书的计划。事实上,只要稍微浏览一下该书有关中国的章节,就不难想象皮凯蒂的新书很难在中国大陆出版,至少不可能一字不漏的出版。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皮凯蒂的长达 1198页的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那就是:贫富悬殊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政府的政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所导致。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中所阐述的男女不平等除了来自生理上的先天性差异更多的来自社会影响,家庭教育等等。
台湾出版的 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资本与意识形态》
如果说《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基本没有章节涉及到中国的话,《资本与意识形态》却对中国社会今天的贫富悬殊现象做出了精准的描述,五年前作者在接受法广中文部采访时曾经感叹很难从中国官方获得有关个人收入以及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统计数字,皮凯蒂当时还强调指出,倘若习近平真的要打击腐败的话,那么,最有效的第一步就是公开官员个人财产以及公开税务数据。五年之后,中国官方的相关统计数据依然是国家机密,不过,皮凯蒂对可查阅的有关中国的数据做出了精准理性的分析,对中国现有的社会体制提出一系列的质疑:书中有关中国的章节主要集中在第12章,标题是:共产体制社会与后共产主义社会
皮凯蒂:香港回归社会主义中国后反而取消遗产税令人匪夷所思
首先,在香港民主抗争活动经久不衰之际,皮凯蒂在书中立场鲜明地对香港的抗争活动表达了理解与支持,他在书中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独立的香港人在抗争活动中占极少数,而抗争的主要诉求是民主自由,呼吁人身自由以及多党制,而上述要求遭到中国共产党的一概拒绝.”
皮凯蒂介绍了香港回归之后所推行的税务制度改革以及金融地位的演变,指出一个鲜为人知但却是否具有说服力的细节:“香港政府在1997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不久便于2005年废除了在英国殖民时代一直征收的遗产税。台湾主张与大陆统一的商界代表也呼吁统一时取消遗产税”。皮凯蒂讽刺说:“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初期居然会出现如此荒诞的矛盾现象: 亚洲的一位亿万富翁如果希望将其家产完整的传承给他的后代的话,那他最好到共产中国去居住。”
皮凯蒂特别对中国税务制度中缺乏遗产税这一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对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声称要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实在太自相矛盾了。如果在私营资本比例相对较少的时期,不征收遗产税还情有可原,而今天中国的私营资本已经占全国资本的三分之二,让这些私有化政策的受益者将他们的资本完整地传承给他们的子女而不缴纳任何税款这实在匪夷所思。”
此外,除了取消遗产税无疑加剧了香港的贫富悬殊之外,皮凯蒂还特别指出:香港的例子可以说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也因此格外引人关注:“一个原先的资本主义体制地区被纳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他的贫富悬殊现象居然更加加剧。而香港的金融地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似乎是中国巨富完成他们在内地很难组织的对外转移资产的中转地,同时香港也使中国的大型企业以及政府得以轻松地管理其对外投资以及金融结算。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资本外流的数目尚未达到俄罗斯的规模,但是,由于中国国内的贪腐现象严重,再加上最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私有化期间资产转让权的薄弱,资产外流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不断加剧;从而从内部威胁中国体制。”
整体而言,皮凯蒂对中国体制的最大质疑就是:既然欧洲的经验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在减低贫富差距的同时保持经济繁荣,那么,为什么标榜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继续容忍与资本主义的美国同样严重的贫富悬殊?
对皮凯蒂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那么简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内,社会的贫富悬殊比例就已经超过欧洲,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大失败!
当然,有关中国的章节仅占皮凯蒂新书的极少部分,他在书中也同样对欧洲,尤其对法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推行的一些经济税务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